我的援鄂日记

 

2019年底，武汉的新冠疫情冲淡了人们迎接新年的喜悦，全国人民都在牵挂着武汉人民的健康。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染，引起呼吸系统感染，呼吸科医生就必须奋战在抗疫一线，成为新冠病毒的克星！我毅然决然地奋斗在本院的抗疫一线。虽然这里是最危险的地方，但它是我工作战斗的地方，更是最需要我的地方，我责无旁贷。与此同时，我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要求驰援湖北一线工作。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中共党员，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冲锋在前，挺身而出，履行一个共产党人的誓言，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关键时刻逆行而上做表率！

疫情就是命令，疫情就是召唤。2月10日晚下班的路上，我接到医务处主任的电话，医院同意了我的请战，连同另外四名同事以及兄弟单位的医护人员一起，共同组成江苏医疗队，定于2月11日晨7时准时出发驰援湖北省黄石市。挂完电话，我兴奋、激动，心跳加速，匆匆赶回家，简单地和孩子、爱人说明情况，抓紧时间收拾行李。女儿听说我要去武汉，吓得哭了，一把抱住我：“妈妈，你一定要注意防护，一定要平安回来！”说实话，我对家人是有亏欠的：我们夫妻二人都是医务工作者，平时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大多是她自己完成的，我们很少有时间陪伴她；我的父亲最近两年做了两次大手术，日益消瘦，一直用药，每三个月要住院一次，而我却很难有时间尽孝。想到孩子，想到父亲，我内心是害怕的，不是害怕感染，而是害怕我倒下了家人们承受不住！但是，为了同胞们的健康，为了祖国的繁荣稳定，我必须舍弃小家，为大家冲锋陷阵！

 次日凌晨，带着对女儿的牵挂和年迈父亲的愧疚，带着同事们的嘱托，我踏上了驰援武汉的征途。一路上晕车厉害，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尽管服了两次药，我依然吐得死去活来。熬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2日凌晨抵达湖北黄石市阳新县。经过简短的休整，我立即投入到一线工作中。我主动申请第一批次进入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是感染风险最高的地方，是医护工作者与病魔激烈交锋的战“疫”火线。这里，是危重患者生命的最后屏障，而我们就是危重病人的“最终守护者”。进舱的前一晚，可能是骨肉亲情间的感应，父亲和我通电话，问我是不是在武汉，我连忙否认，安慰他说我在徐州，但发热门诊要隔离，可能短时间不能去看他。还好他信了，千叮万嘱让我注意防护！挂断父亲的电话，擦干眼泪，向着家的方向，我双手合十，深深地祈祷父亲早日康复！

进舱之后，看到往日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因为病毒的侵害，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结网般地插满管道，我的心情十分沉重。看到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我不禁感同身受，紧紧地握住眼前一位阿姨的手，告诉她：“放心吧，阿姨，我们带来了江苏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您很快就能康复！”虽然阿姨孱弱的手只给了我一点点微弱的回应，但是，我分明看到了从那消瘦的眼眶中迸发出了渴望生命的光彩！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加油！我一定要竭尽全力救治他们！从那一刻起，我与队友们在重症监护室不分昼夜，连续奋战，共同见证了一幕幕与死神博弈、生死与共的难忘瞬间。

印象最深的一位患者，是在我准备与晚班同事交接班时转入的。这位患者全身状态非常差，深度昏迷，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看着他被病魔折磨的枯瘦如柴，我真的很心痛！但危重的病情不容许我兀自伤感，我立刻通知队友，申请暂缓出舱，我要把这个危重病人处理稳定后再交班，最大限度完成救治，减少后面队友的工作负担。我深知延缓出舱的风险：连续舱内工作，防护服的防护效能可能会减弱。但我知道这样做的价值，我正在和死神赛跑，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我即刻查看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查血气，血压、心电、氧饱和度监测，慢慢的，患者的生命体征趋向稳定。此时，我的全身上下已经完全湿透，满脸的皮肤像被数百根钢针齐头刺穿一样的疼！每天反复的消毒，我的面部皮肤不断褪皮，持续暴露的创面，浸泡在汗水中，格外的刺痛。

看着监护仪上平稳的曲线，我放下紧绷的神经，准备出舱。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床边的呼吸机发出刺耳的尖鸣，持续低氧流量报警，再看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已经急速下降至60%，嘴唇青紫！不好！专业知识紧紧敲打着我薄弱的神经，让我再次肾上腺素飙升到战斗水平：缺氧状态每持续一秒，患者的脑组织不可逆性损伤就会多一分！必须马上增氧！队友们紧张地拨弄着呼吸机上的各种开关，可氧饱和度就是无法提升。紧急状态下，我立即拿起人工气囊，手动增氧，为队友提供充分的时间检查呼吸机，抢修漏气的氧气管道！我奋力地捏着人工气囊，目光紧紧地锁住监护仪上的每一个数字——那都是生命的数字！忽然我感觉到吸气时有气体涌入，原本憋气的防护服内添入了久违的“新鲜”空气，我意识到颈部粘贴防护服的胶带裂开了，而此时的我正站在患者的头端，奋力地捏着气囊！

防护服泄露，后果谁都不清楚，不得不承认，我出现了瞬间恐惧。但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谁又能全身自保呢？镇定后我立刻补救，手上工作不能停，但尽可能地弓背低头，使防护服的缺口在褶皱中缩小，同时降低自己呼吸幅度，减少吸气量。很快，患者的血氧饱和度上升至100%，心跳慢慢恢复正常节律。可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视野越来越模糊，防护镜和近视镜的双重叠加，使鼻梁处明显压痛，随着右侧颞部血管跳动，头痛愈演愈烈，我意识到自己偏头痛的老毛病在持续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又被诱发出来了。

我微张着眼睛，强忍着头痛，手中的气囊不敢有半分松懈，直到队友把漏气的氧气管道修好，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详细交代了患者的病情后，我扶着墙壁，缓缓地走向缓冲间，慢慢地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默默地等待着偏头痛少许缓解。我缓慢地脱掉隔离衣、靴子、防护服、面屏、护目镜，摘掉帽子、口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鼻梁和眉弓处满布压痕，面部红肿，都已经不认识了。但是，一想到自己在突发危情时紧急应对，又一次从死神手中抢救了重症患者，我心潮澎湃，毫不后悔：好样的！加油！坚持就是胜利！

就这样，伴随着频频突发的紧急抢救，我们查房、陪护患者出舱检查、早晚向专家组汇报、调整治疗方案，紧张忙碌的工作日复一日。相对于当地的工作人员，外省的医务人员还要面对语言沟通问题、陌生的工作环境、繁琐的电脑操作系统，这些都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难度。但为了工作，我们不断学习、培训，慢慢适应，将工作做到极致。随着时间的积累，戴着口罩，一个眼神和一个手势都成为了我们与患者之间的第二种“交流语言”。为了缓解患者的焦虑，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他们，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接听电话，一遍遍地安抚他们。由于工作强度大，休息时间少，出汗多，喝水少，我满嘴的口腔溃疡，鼻子和口唇附近长满了脓疮，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但是看到痊愈出院的患者，这些都变得微乎其微了！

                                                   呼吸科 庄蕾（驰援湖北的五位战士之一）